比如说工商的，注册信息和年检信息，法院的诉讼记录，法官的信息，以及公安部门掌握的公共记录，由于没有法规，它也不知道怎么开放，是无限制的开放，还是说有部分的开放，没有依据。这个对中介机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约束。由于没有法规规定，掌握信息的部门已经出现了利用它所掌握的信息资源采取收费或者指定代理公司，代理机构直接开展信息服务，我们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还有一个对政府来说，市场准入也是没有管理的依据，一是现在咱们没有管理部门，即使确定了管理部门，由于没有法规，这个依据现在很欠缺，因为从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到现在为止，中介机构其实发展还是很快的，初步统计有五百多家，实际上还不包括现在有些县、市都在成立的信用机构，出现一种无序的状态，我觉得信用法规的滞后已经影响到信用体系建设。还有一点很重要，可能没有引起大家注意，对企业和个人来说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得不到保护也影响信用建立，信用交易基础是对企业和个人消费诚信，这里面涉及到敏感的个人隐私权的问题，法律必须把这个分开，涉及隐私权的数据和合法诚信的数据要有界定，既要保护隐私权不受侵犯，同时又要合理的开发资源，由于没有法规界定，使很多人对信用既不敢主动提供信息，也不敢使用信息产品，这也是影响整个信用市场行业发展的很大的障碍。

　　法规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基础，它是提供一个依据，对整个信用体系来说是提供依据的，因为整个信用体系是一个制度建设，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它又要有法规依据，又要有信用市场主体要发展。还有一个是以大量的数据中心为基础，法规是很重要的，我们最近在研究世界各个国家关于信用立法方面发现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不是单独的信用立法，第二个对隐私权保护和对中介机构的鼓励，侧重点不一样，第一点关于单独立法，实际上除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是有独立立法，很多国家没有单独的信用法规，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法律，他对数据保护，数据开放，这是有的。比方说像欧盟１９９５年通过了欧盟数据采集法，很多国家陆续根据这部法律颁布了自己的数据保护法，葡萄牙、瑞典、奥地利，以及台湾也有类似的立法。美国实际上公民信用法跟这个目的是一样的，也是在于促进数据的合理使用和保障个人的隐私，还有一个是对隐私权的保护和促进信用发展侧重点不同，引起整个法规立法的时候倾向性不一样，因为隐私权保护和信用行业发展是一个矛盾，文化传统和背景的不同，有些差异。根据对国外的了解以及对我们国家发展阶段的判断，我们现在需要单独的信用立法，如果说信用法规不成熟的话我可以先有一个行政性的立法，有几年实践以后再可以把它及时转入制定法律。

　　两个法律是目前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是数据开放管理法，一个是信用机构的法律，对于信用开放的法律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平衡，一个是部门的信息对外开放，与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确定一个平行的关系，另一方面中介机构的信息采集传播，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之间确立一个平衡关系，占用这些信息数据的行政管理部门如何开放这些数据，是无偿对社会开放还是部分有偿开放，是全部开放还是只对中介机构开放，或者部分对社会开放，都是需要我们在这个法律里面界定的。这里要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明确信用机构可以采集和使用的信用信息的范围，第二是界定政府信用信息相关的国家机密，与企业信息相关的商业秘密，以及与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相关的个人隐私权。

　　还有在明确的同时要对国家的秘密，商业的机密个人隐私权有一个保护措施，也需要在法律里面给界定。还有一点明确政府部门，以及相关机构，信用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和具体方式，第四个对信用机构采集和使用信用信息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上讲的信用机构法我觉得现在正在讨论阶段，我建议出发点应基于目前我国信用行业和信用市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来制定，与国外成熟的信用体系机构相比，我们的信用机构还是属于培育的少年时期，政府应该在立法的过程当中充分考虑到这个现实的情况。国家发改委信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