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和厉以宁教授的这次谈话是从今年两会开始的，他问：你想让我讲什麽？我说：讲没有被问烦了的事情。他顺手抽出一份提案给我，关于社会信用体系的，不但不够“新闻”，还有点儿老生常谈的味道。果然一些编辑看到我的文章，第一反映也是这样。我反问：这个社会缺少什麽？资本市场缺少什麽？股市缺少什麽？这个社会要说物质够丰富了，信用缺失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媒体的责任不是炒作，更重要的是舆论导向。值得注意并且巧合的是，就在股市超买需要调整的时候，“非典”升温，同一天，一边是资本市场的几位头面人物集体亮相，暖风频吹，一边是中央政府重典出击“非典”。整整一周，股市蔓延“非典恐惧症”。当着灾难降临的时候，需要的是万众一心，它考验的不但是我们的政府，也是各行各业的应变机制，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非常时期，无论借助何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压市场，制造恐慌，获利出逃，都应受到制裁，至少眼下不是市场说了算的时候，社会信用早晚会以它特有的方式做出反映。此时的管理层和媒体该是最有所为的时候。

　　又见厉以宁教授。作为一名长期参政、议政的著名学者，他说关于资本市场的具体问题已经谈得够多，重要的是政策导向，现在更关心的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这不仅是资本市场，而且是全社会都应该正视的事情，他正在积极倡导把社会信用作为制度经济学中一个急待研究的新课题提上日程。尽管从纯学术角度分析，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涉及了经济学、伦理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共同命题，但是“鉴于转型发展中社会信用问题的特殊性，社会信用很大程度与制度有关，因此必须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的由来和寻求解决途径”。

　　社会信用问题为什麽在今天显得格外突出？厉教授分析说：在完全没有选择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信用是多余的，一切都由指令安排好了，个人只有服从，不可能有选择。但是不等于社会信用问题不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同样，在有着非常充分选择的社会经济中，交易信息是基本对称的，在人们具有充分的选择机会与选择权力的时候，社会信用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难就难在这两者之间，也就是不充分选择所带来的社会信用问题。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既存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又有了比过去多得多的可供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资源配置，而任何一种资源配置都同选择有关。具体到每个人，不管他在什麽场合，只要有选择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地进行选择以更好地满足自己获得资源的要求。我国转型发展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但是行业的国家垄断与行政管制使得市场选择仍然受到很多限制，致使行为常常偏离目的，而大量的问题表现为社会信用的缺失。

　　厉以宁教授进一步分析说：首先，在任何社会中，只要权力介入了交易，就会有寻租活动，而在转型时期之所以更容易发生，是因为垄断和管制为公开和变相行贿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一些规规矩矩的交易者非但无法得到额外收益，还可能受到滥用权力的单位和人员的勒索，由此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失去交易的积极性和信心。另一个方面表现为企业改制过程中，旧的规则打破了，新的规则尚未建立健全，一些名义上改制，骨子里没变的企业，既不承担自负盈亏，又有了较多自主选择的权力，乘市场扩大之机为自己大捞好处，有恃无恐，交易不平等构成了严重的社会信用问题。第三，由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相当迅速，而与之相关的法制建设相形滞后，市场体系的发育还不充分，人们的诚信意识和法制观念尚待形成，这些都构成了现实中的市场缺陷。因此社会信用问题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那麽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是什麽？多年参与财经立法的厉以宁教授说：关键是提高整个社会的公信度，首先是政府管理部门的公信度。“政府要取信于民，政府管理中最重要的是言而有信，令出必行，不轻易改变所公布的政策。”他举例说，比如法律规定必须严格把好上市公司的质量关，那就要坚持合格一个，上市一个，不合格的决不能上市，摘牌手段该动用就动用，这既是对那些违规公司的惩处与告戒，也是增加公众信心的举措。资本市场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心，投资人信任问题。还有就是企业的公信度，要使公众增加信心，就要增加上市公司的社会信用，扩大透明度，遵守公开性原则，防止和避免黑箱操作。“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失去公众和投资人信任的企业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一旦多数企业失去了生命力，整个国民经济岂不就瘫痪了？”厉教授说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社会信用问题直接影响着微观经济单位与宏观调控目标能否保持一致。厉以宁说：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政府宏观调控的局限性，明白资源配置不可能达到最优，经济预测也不可能那麽准确。它不同于自然科学，不以心理预期为转移。比如天气预报说晴天，不管多少人希望明天下雨，天气多半是晴的。经济学很大程度受社会学、心理学影响，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非常重要。比如说，大家都盼着小汽车降价，谁都不着急买，结果就真的会降价。所以，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宏观调控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不是万能的，如果把国民经济管理看成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就可能忽略了社会微观经济单位的能动性，忽略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协调的复杂性。从灵活反应讲，政府在同公众和企业打交道的时候，后者往往处于主动地位，政府处于被动地位，因为政府的决策过程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反映比较慢。一旦政府的政策措施导致微观经济单位做出预防性对策，特别是抵触，资源配置目标就不可能再是设计者心中构思的优化，处理不好会适得其反。所以为了实现我们的预定目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越是减少行政干预，强调用经济手段来实现稳定和增长，宏观调控所起的作用越明显；政府精简撤消直接管理工业的机构，突出中介组织的协调作用，宏观调控的局限性就会越少。

　　如何改善我们的社会信用状况呢？厉以宁说：完善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遵守游戏规则，依法行政是加强社会信用的首要前提。如果单凭管理者个人能力而不依据章法管理，不可能是正常的管理，“人在政兴，人去政废”的情况就会永远存在。再就是交易者要学法、懂法、守法，营造全社会讲信用的大气候。第三是堵住制度上的漏洞，用法律的手段减少“寻租”的机会，政府部门对经济的管理要以法律为依据，要针对“以权谋私”在新形势下的新特点，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约束，加大惩处力度。第四要发挥舆论的力量，加强职业道德宣传，职业道德本来是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求，可是这些年却大有被遗忘的趋势，相反，为了谋取利益不择手段，倒在有些人眼里成了正常现象，正确的舆论导向非常重要。

　　“为了合理有效地调整资源配置以增进公平和效率、并使二者协调发展，社会信用正在成为中国转型时期经济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新课题。”厉教授加重的语气催生出一种紧迫感。